鲲鹏支付“75亿市值上市”未兑现，天喻信息不再和解

2026年3月，天喻信息做了一个不算突然的决定。

公司公告称，北京载川科技有限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董事会同意拟解除该协议，并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督促相关方履行回购义务。

公告还明确写到，这一动作“对于推动解决股权投资标的重庆鲲鹏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一揽子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几周后，深圳国际仲裁院又送达《撤案决定书》，编号为（2025）深国仲撤9842号。

围绕同一纠纷，原本被寄望于“以时间换空间”的安排，最终走回了更传统的司法路径。

这场拉锯并不只是两家公司纠纷升级。

它背后连着一条更长的链条：天喻信息经营承压，退出诉求上升；鲲鹏支付这笔投资走到回购纠纷；和解协议把“上市”写成退出结算方案；节点过去后，上市没有按约落地；和解破裂，仲裁通道又被法院堵住，双方重新回到诉讼战场。

支付之家试图从经营压力、投资逻辑、纠纷起点、和解方案到路径切换，还原这场退出的全过程。

天喻信息等不起了

天喻信息首先是一家等不起的公司。

2026年1月29日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2025年营业收入仅为1.60亿元至1.73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2.75亿元至5.50亿元。

公告同时写明，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在解释业绩承压原因时，直接提到尚未从美国SDN制裁清单中移除、主要业务持续受到重大影响、重大诉讼预计负债增加，以及对处于清算状态的昌喻投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等因素。

资本市场层面的压力也同步抬高。

同日，天喻信息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明确说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到目前，公司已披露第五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并表示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将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现金流压力则落在了资产处置上。

2025年6月，天喻信息披露《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称“为满足经营资金需求”，拟将数据安全产业园范围内全部不动产出售给关联方，交易价格为27080.87万元。到2025年12月，公司再披露进展，称相关不动产权属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对一家经营承压的上市公司来说，卖资产并不神秘，神秘的是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目的去卖。天喻信息在公告里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

诉讼和保全也在同一个时间窗内叠加。

2024年9月，天喻信息披露一宗诉讼，涉案本金为3000万元；到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又把部分诉讼、保全与预计负债列为风险事项，其中提到昌喻投资计提预计负债6928.80万元，并列示多起借款合同纠纷和保全事项。

对外部读者来说，这些公告各自孤立；对公司来说，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现实：时间会变成成本，不确定性会不断折价。

还有一条与鲲鹏支付直接相关的线：昌喻投资的清算。

2025年10月29日，天喻信息披露昌喻投资解散进展，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解散合伙企业，并委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清算人。

到12月24日，债权申报期限已届满，昌喻投资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亏损、风险警示、资产处置、诉讼、清算——这几件事不是分散出现的，它们在同一时间窗里叠在一起。

天喻信息面对的，已经不是“退不退出”的选择题，而是“还能不能继续等”的时间题。

9亿元的投资，一个产业故事

把时间拨回去，这笔投资在当年看上去并不离谱。

天喻信息长期做的是金融智能卡、金融终端等业务。公司2024年年报显示，2024年金融智能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金融终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82亿元。

它离商户、设备、收单场景很近，离“牌照”也很近。

对一家做终端的公司来说，设备能铺进门店，系统能接入收银台，交易价值最终能沉淀多少，往往取决于它离支付服务还有多远。

天喻信息是通过昌喻投资进入鲲鹏支付的。

2021年9月28日，昌喻投资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同意以9亿元现金收购亿赞普持有的钱宝科技15%股权。到2023年4月公告时，昌喻投资已支付6.5亿元，剩余2.5亿元尚未支付。

按当时披露的交易口径粗略计算，鲲鹏支付当时对应的整体估值约为60亿元。

后来和解协议里写下的75亿元上市市值门槛，比这个数字高出约25%。这并不说明谁高估了谁，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从投资时点到和解时点，退出预期在上移。

股权结构也在后续公告中逐渐明朗。

鲲鹏支付前两大股东分别为北京载川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昌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载川持股47.4667%，昌喻投资持股9.8%；天喻信息是昌喻投资第一大股东，持股52.5762%。北京载川原名亿赞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天喻信息并非直接持有鲲鹏支付，而是通过昌喻投资卷入这笔投资。

这笔投资的商业逻辑不难理解。

终端厂商缺的是牌照带来的交易资格和后续服务空间，支付机构缺的是场景、设备和商户网络。把两者放到一起，产业故事顺理成章。

但故事走到退出阶段，桌上摆的就不再是“协同”两个字，而是监管审批、股权结构、合规历史、回购义务和现金流。

回购义务：纠纷的起点

纠纷真正摆上台面，是从一笔回购款开始的。

2025年1月17日，天喻信息披露《关于重大仲裁的公告》。公司称，因股权回购纠纷，作为昌喻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已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出仲裁，请求亿赞普和鲲鹏支付依约支付股权回购款及回购剩余股权。

公告写得很直接：根据昌喻投资与亿赞普、鲲鹏支付及相关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亿赞普未依约支付股权回购款，亿赞普和鲲鹏支付未依约回购剩余股份。

到2026年3月披露的仲裁进展公告，这笔争议被写得更具体。

天喻信息提起派生仲裁，请求北京载川向昌喻投资支付股权回购款8181.07万元，并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1383.51万元，金额暂计算至2025年7月25日。同时主张鲲鹏支付及其实控人罗峰就该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派生仲裁”翻译成白话：天喻信息不是鲲鹏支付的直接股东，它通过昌喻投资持股。现在昌喻投资自己不告，天喻信息作为出资方，代位去告。

它真正关心的，不是仲裁文书本身，而是这笔旧投资能不能变回钱。

围绕同一底层纠纷，天喻信息实际上经历过两个仲裁阶段。

第一阶段，是2025年1月由天喻信息直接提起仲裁。到2025年6月27日，深圳国际仲裁院作出《管辖权决定暨撤案决定书》，以“申请人主体资格不适格”为由撤销本案。

第二阶段，是2025年9月天喻信息改用“派生仲裁”方式重新推进。围绕这次派生仲裁，北京载川、鲲鹏支付、罗峰向武汉中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后续才有了法院裁定与深国仲再次撤案。

把鲲鹏支付上市写成结算方案

2025年1月27日，天喻信息披露《关于重大仲裁的进展公告》。

公告里的核心判断是：经充分沟通后，各方确认鲲鹏支付上市是实现天喻信息投资目的并顺利退出、保障各方权益最大化的最佳路径，双方据此达成和解并签署《和解协议》。

随后，天喻信息在2026年3月4日披露拟解除《和解协议》的公告时，又明确写到，这份协议的实际签署时间为2025年2月7日。

这份协议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和解”两个字，而在它把“上市”写成了一套结算方案。

第一根锚是时间，协议要求鲲鹏支付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实现上市。

第二根锚是估值，要求上市市值不低于75亿元。

第三根锚是履约工具，签署后三个月内支付2000万元部分履行款、天喻信息可选派人员参与上市推进会议、乙方以持有的标的公司16%股权质押作担保，同时天喻信息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对相关仲裁案件延期，待对方履行相应条款后再申请撤案。

把这些条款放在一起，这份协议的真实面貌就清楚了。

它不是一句“以后大家好好合作”，也不是一句“上市了再说”。它是一套把上市当成共同结算方式的退出设计。

时间锚负责节奏，估值锚负责价格，部分履行款和股权质押负责履约约束，延期仲裁负责给这套结构腾出运行空间。

这种设计在纸面上很精巧，在现实里也很脆弱。因为它把太多变量压在了同一个结果上——上市。

问题在于，支付机构上市本来就不是一条轻松的路。

连连数字已于2024年3月在港交所主板上市，但这恰恰说明它更像少数已经穿过窗口的样本。另一边，富友支付在港股市场经历多次递表后，最新一轮申请于2026年1月18日再次递交，目前仍处于处理中状态。汇元科技也在2026年通过董事会及股东会层面的H股发行上市议案，仍处在向港交所主板推进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上市从来不是一句愿景，而是一整套合规、审计、股权、监管与市场窗口共同作用的结果。把它写进和解协议，等于把退出的成败交给一条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径。只要这个结果没有在约定时间内发生，整套结构就会一起失去支点。

这种脆弱感，在2025年6月的一场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已经隐约出现。

面对投资者关于“鲲鹏支付上市是否会按期完成、有没有被受理”的提问，天喻信息回应称，公司通过昌喻投资参股鲲鹏支付，鲲鹏支付最终能否成功上市存在不确定性。

到那时，距离协议中的截止日还有半年，但“能否成功上市存在不确定性”这句话，已经把后面的风险提前说出来了。

上市逾期，和解破裂

2025年12月31日过去了。

公开披露中，没有出现鲲鹏支付按和解协议要求完成上市的结果。天喻信息没有等到结算方案落地，等到的反而是自己的解约公告。

2026年3月4日，公司披露，北京载川未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董事会同意拟解除该协议，并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督促相关方履行回购义务。

公告同时写明，此举“对于推动解决股权投资标的重庆鲲鹏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一揽子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这个节点意味着什么，公告已经给出答案。天喻信息解除的不是一纸普通和解，而是一整套以上市为核心的退出路径。节点过去了，履约没有落地，结构开始失效。

接着，仲裁通道也被堵上了。围绕第二阶段派生仲裁，北京载川、鲲鹏支付、罗峰向武汉中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2026年3月9日，天喻信息收到武汉中院民事裁定书。

法院确认，北京载川、鲲鹏支付、罗峰与天喻信息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罗峰也不受《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之2023补充协议》仲裁条款约束。

天喻信息随后披露，深圳国际仲裁院又以无管辖权为由撤案，编号为（2025）深国仲撤9842号。

剩下的，只能是更传统的诉讼化路径。

和解把冲突推后，上市没有如期发生，解约把冲突重新拉回台面，法院又把仲裁通道堵住。

故事没有结束，只是换了战场。

支付牌照资产的退出困局

把天喻信息与鲲鹏支付的故事拆开，它其实是一套很完整的退出压力测试。

第一步，投资入股，讲的是终端厂商与支付牌照的产业协同。

第二步，退出出现分歧，回购义务被主张触发。

第三步，纠纷进入仲裁，又通过和解把上市写成“最佳退出路径”。

第四步，上市节点逾期未达，和解失效。

第五步，仲裁通道被程序问题先后堵死，争议回到法院。

这不是孤例，它折射的是一类资产的共同难题。

支付牌照类资产从来不是一笔轻盈的股权投资。它带着监管审批、股权结构、合规历史、审计可验证性和法律程序的多重约束。投资时讲产业协同很容易，退出时就会发现，真正决定路径能不能走通的，是规则和时间。

“把上市写进和解协议”，也不是一个离奇的创意。

它本质上是在用资本市场替代现金回购，用未来的定价结果来完成今天的结算。这样的设计在纸面上很漂亮，落到现实里却格外依赖外部环境。

一旦上市窗口、合规要求、审计验证、股权安排中的任何一环出问题，整条退出链条都会迅速失去支点。

对天喻信息来说，这场纠纷还没有真正结束。

诉讼会继续多久，相关权益最终能实现多少，鲲鹏支付的股权安排还会出现什么变化，答案都还在后面。

对行业来说，这个案例已经足够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支付牌照资产最难的，从来不是买进去，而是按原计划退出来。

和解协议里那句“最佳退出路径”，最终没有通向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不认“最佳路径”四个字。

它只认一件事：到点了，事情有没有发生；结算时，钱有没有回来。

上市一旦落空，所有被推迟的矛盾，都会按原价回到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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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所涉事实与数据，主要依据上市公司公告及其他公开可查信息整理；如后续披露内容发生变化，请以最新公告、监管披露及生效法律文书为准。本文仅供信息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