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国际再调董事，全球化正从“覆盖”走向“连接”

银联国际的全球业务正在变化，董事阵容也有了新的调整。

8月20日，银联国际有限公司完成董事备案调整。原有7名董事中，刘源退出，徐竹进入，董俊峰、王立新、宋建华、刘恒、谢群松、单长胜继续留任。

这已经是银联国际连续第二年出现董事阵容变化。

2025年6月，银联国际曾进行过一次更大范围的调整，董事备案人数由4人增加到7人。今年没有再次扩容，而是在这套7人阵容中完成一次席位更替。

徐竹近年的公开职业经历主要涉及支付技术、智能化和云闪付业务。2023年，他公开身份为中国银联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2024年，他又以中国银联智能化创新中心总经理身份参与行业活动。今年3月，杭州上线云闪付APP“一键和解”功能，相关公开报道将徐竹称为中国银联云闪付部总经理。

徐竹此前也已进入银联商务董事名单。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许可银联商务变更董事，徐竹出现在变更后的董事名单中。

退出银联国际董事备案的刘源，过去公开履历主要集中在战略与投资。2025年10月底，中国银联赴上海财经大学调研交流时，他仍以中国银联战略与投资部总经理身份参加活动。

公开材料未披露此次董事调整的具体原因，工商信息本身只能确认董事名单发生了一次更替。此后不久，银联国际又连续公布了韩国、中亚和欧洲市场的多项业务进展。

其中，银联国际在与韩国BC卡、Naver Pay的合作中称，本次合作将进一步拓宽“海外支付网络与韩国本土支付基础设施之间的跨境互联”；在吉尔吉斯斯坦，银联国际又与该国银行间结算中心IPC继续深化“银联—Elcard”双品牌卡合作，而双方此前已经达成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合作。

过去两年，中国银联围绕国际业务的战略表述不断丰富，互联互通在其中的位置也越来越突出。银联国际推进海外业务的方式，也在从传统发卡和受理延伸到更多支付网络之间的连接。

从现有公开履历看，目前7名董事的职业经历涉及中国银联集团治理、银联国际经营、技术、风险、战略投资和商业银行等多个领域。而今天的银联国际，所处的业务环境和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已经比十四年前复杂得多。

从发卡受理到网络互联

2012年银联国际成立时，中国银联对这家子公司的定位很明确，由其负责运营国际业务，进一步扩大银联卡在全球的使用。

这也是国际卡组织常见的全球化路径。一端是发卡，让更多境外银行和金融机构发行UnionPay产品；另一端是受理，让银联产品进入更多国家的银行、收单机构、ATM、线上平台和商户。

十四年后，这两张网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目前银联受理网络覆盖183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商户超过1亿家。银联卡已在85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发行，100多个市场支持银联移动支付。

发卡和受理仍然是银联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回看中国银联和银联国际近两年的公开材料，银联国际化的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发卡和受理。

2024年，中国银联提出推进“平台化、数智化、全球化”，在全球化层面强调与产业各方联合出海、构建跨境支付开放生态。同一时期的公开讲话中，“兼容共生”“尊重用户支付选择”等表述也频繁出现。

银联继续扩大境外发卡和受理，同时推动银行卡、二维码、Pay、境外钱包与境内支付场景之间的适配，不同支付方式开始在同一开放生态中兼容和协同。

2025年，“互联互通”在银联国际化战略中被进一步强调。1月，董俊峰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提出，未来三年银联将在“一带一路”领域“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时推进受理网络、本地化业务、跨境贸易支付和支付技术标准。

随后，在中印尼跨境二维码合作中，银联提出新的“四方模式”，将钱包、支付机构以及更多产业参与者纳入跨境支付合作。11月，中国银联全球合作伙伴大会进一步提出“以新‘四方模式’，共建世界级支付互联网络”，并披露已在全球约50个国家和地区推进跨境支付互联。

同期，在与土耳其国家转接网络BKM的合作中，董俊峰又把互联互通称为“银联国际化战略的核心主线之一”。银联仍在持续推进兼容、本地化、发卡和受理，互联互通则获得了更加明确的位置。

进入2026年，这条线进一步延伸到支付基础设施层。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银联讨论的范围已经包括G2G、N2N、本币结算、规则标准，以及卡基网络和账基网络的兼容与网络共享。到6月，中国银联进一步把国际业务概括为“全球三张网”，分别是受理网络、发卡网络和跨境互联互通网络。

“三张网”把此前分散的跨境合作放进了同一个框架。发卡和受理继续扩大银联自己的全球网络，互联互通则进一步推进不同支付网络之间的跨境连接。

海外市场本身也变了

银联越来越强调互联的同时，全球零售支付基础设施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一家国际卡组织进入海外市场，核心合作对象主要是当地银行、收单机构和商户体系。今天，越来越多国家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即时支付、统一二维码和数字钱包网络。

印尼QRIS截至今年6月已经拥有6577万用户和4486万商户。印度UPI今年5月单月交易超过232亿笔，接入银行达到720家。巴西PIX也已经形成由近900家不同类型机构参与的支付体系。

这些本地网络拥有自己的用户、银行、商户、技术标准和治理机制，在不少市场已经进入零售支付基础设施层。BIS披露，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部署即时支付系统。随着越来越多国内支付网络形成规模，Project Nexus等项目也开始探索不同即时支付系统之间的跨境互联。

对国际卡组织而言，进入海外市场也由此多了一种路径。UnionPay仍然可以通过本地发卡和扩大受理进入一个国家，但当消费者已经习惯银行APP、本地钱包或者统一二维码，商户也已经进入成熟的本地网络时，与这套既有基础设施建立连接，同样具有现实价值。

全球化不再只有“把自己的支付工具带进去”这一条路径，连接当地已经形成规模的支付网络，开始成为另一种选择。

从本地生态走向跨网络互联

过去两年，本地化也在银联国际业务中持续加深。

2025年董俊峰谈未来三年国际业务时，把“深耕本地化业务”与互联互通、跨境贸易支付和技术标准并列。到今年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相关表述进一步变成“深耕本地生态”。

银联由此形成了几种并行的海外经营方式。一边继续扩大UnionPay发卡和受理，服务境外持卡人和商户，并扩大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一边与当地银行发行产品，与本地钱包合作，与本土银行卡网络推出双品牌产品。与此同时，G2G、N2N和统一二维码网关又把合作推进到网络互联。

韩国市场已经同时出现了上述几种业务形态。银联已经与韩国全部主流发卡机构开展合作，累计发行银联卡数千万张。银联国际与韩亚卡联合推出的Travlog银联借记卡，截至今年8月累计发行量已经突破50万张，本地用户还可以通过Hana APP使用银联全球二维码支付网络。

8月，银联国际又与韩国BC卡、Naver Pay达成合作。BC卡拥有韩国覆盖范围广泛的本土商户受理网络，Naver Pay则是当地主要支付平台，三方计划打通客源渠道、商户受理和支付平台三类资源。银联国际将这项合作描述为进一步拓宽“海外支付网络与韩国本土支付基础设施之间的跨境互联”，目前Npay等十余款韩国主流钱包已经接入银联跨境二维码支付体系。

在韩国市场，本地发卡、本地银行卡产品、商户受理网络和数字钱包正在与银联全球网络形成越来越多的连接。发卡、受理和钱包合作也开始相互叠加。

在吉尔吉斯斯坦，银联与当地支付体系的合作已经持续多年。银联国际与该国银行间结算中心IPC早在2018年就开始发行“银联—Elcard”双品牌卡，2025年双方又达成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合作。

今年9月，双方再次升级双品牌卡功能，并扩大成员银行合作范围，增加本地发卡合作机构，同时推动Elcard所有成员银行受理双品牌卡交易。发卡、本地受理和网络互联由此在同一组合作关系中持续叠加。

今年6月，银联国际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支付公司NPCK签署跨境二维码互联互通合作备忘录。NPCK负责当地国家统一二维码支付系统建设运营，银联国际首席执行官王立新在这项合作中直接使用了“N2N，Network-to-Network”这一概念。

传统银行卡国际化本身就是网络化扩张。国际卡组织通过成员机构、收单体系和商户网络形成覆盖，N2N的新变化主要发生在二维码、钱包和账户支付场景的连接层级。

当连接对象从一家钱包、一家机构，上移到一套已经聚合大量银行、账户、钱包和商户的本地支付网络时，一次连接所对应的潜在可达范围也随之扩大。

银联近两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同样围绕规模化连接展开。官方先后使用“一点对接”和“一次对接，多方使用”描述这种机制，目的之一就是降低不同机构和网络之间重复建设连接的成本。

如果每增加一个市场、一个钱包或一套即时支付系统，都要重新进行双边接口开发、规则协调和运营安排，网络数量越多，复杂度也会越高。BIS推动Project Nexus时采用的标准化互联思路，同样在处理大量双边连接难以规模化的问题。

Nexus试图通过标准化框架连接多个即时支付系统，银联N2N则建立在自身跨境支付网络与具体本地网络的合作之上。

两类方案面对的共同问题，都是怎样降低大量双边连接的成本，并让网络互联具备规模化能力。支付基础设施竞争也由此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除了继续扩大自己的网络，还要解决已经存在的网络怎样互联。

“联接者”走到前台

网络互联也在改变国际卡组织在一笔交易中的存在方式。

传统银行卡支付中，品牌和网络具有很强的前台关联。消费者使用带有Visa、Mastercard或者UnionPay标识的产品，支付品牌本身就是交易体验的一部分。

G2G、N2N和钱包互联场景则有所不同。印尼消费者来到中国后，可以继续使用熟悉的当地钱包。中国消费者在巴西，也可以打开云闪付或者银行APP扫描PIX二维码。用户前台使用的产品，与后台承担跨境连接的网络可以由不同主体提供。

发卡、受理和UnionPay品牌仍然构成银联全球网络的基础。跨境互联又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连接能力。从近年的实际合作看，银联面对的连接对象既有PIX、QRIS等国家级支付体系，也包括本土银行卡受理网络、支付平台和数字钱包等不同层级的本地支付生态。

这也增加了观察国际卡组织网络价值的另一个维度。过去更多看一家卡组织发了多少卡、覆盖多少商户、进入多少国家，现在还可以观察它与多少本地支付体系建立了有效连接。

中国银联近两年的官方表述连续向这一方向聚集。2024年强调兼容共生，2025年把互联互通提升为国际化重要主线，随后提出新“四方模式”和世界级支付互联网络。2026年，“三张网”、G2G、N2N以及卡基和账基网络兼容等内容，被更明确地写入银联的国际业务表述。

中国银联还给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角色定位：“不做‘颠覆者’、甘当‘联接者’。”

在这种连接模式下，本地品牌和支付网络仍然保留自己的用户关系和运营体系。PIX仍然是PIX，QRIS仍然是QRIS，当地银行和钱包继续掌握自己的客户，银联增加的是这些网络进入跨境场景后的连接能力。

自身网络继续扩张，本地生态继续经营，不同支付网络之间进一步互联，正在成为银联国际化同时推进的三条线。

连接越多，问题越复杂

更多网络实现互联之后，首先要回答的是商业问题。

发卡和受理网络的规模可以通过卡量、商户覆盖和交易规模观察，互联网络则需要进一步看连接以后产生多少真实跨境交易，每增加一个网络需要多少技术和运营投入，参与机构是否持续活跃，以及不同参与方是否具有长期合作的商业动力。

在一些互联场景中，前台客户关系仍然掌握在当地银行或者钱包手中。银联获得的首先是一种跨网络可达性，这种可达性最终能否转化成稳定交易量和持续收入，还取决于实际业务规模和商业机制。

BIS在Nexus框架中同时讨论治理、商业模式、收入机制和技术架构，也说明跨境支付互联不能只解决技术层面的连接问题。网络要长期运行，还需要各参与方具备持续投入的商业动力。

对银联“第三张网”而言，未来值得观察的不只是新增多少国家和合作网络，还包括这些连接能否真正产生规模交易，新增网络的边际连接成本能否下降，以及银行、钱包、本地网络和国际网络之间能否形成长期稳定的利益机制。

技术互联能不能进一步转化成网络经济，将决定“联接者”能够走多远。

商业机制之外，更复杂的是治理。两套二维码支付体系实现互扫，只解决了用户最前端的支付体验。后台还存在账户体系、报文标准、交易路由、清算、FX、AML/CFT、数据处理、风险责任、退款和争议解决等一系列问题，不同市场又有各自的监管和治理安排。

连接对象进一步扩展到国家级支付网络后，协调难度随之提高。PIX、QRIS等本地体系都有自己的参与机构和治理规则，网络互联建立的是合作关系，各方仍然按照各自的体系运行。

中国银联2026年的公开讨论，也开始更多涉及网络治理问题。博鳌讲话涉及卡基与账基网络兼容、本币结算和支付标准，APEC相关讲话又延伸到数字钱包互操作、AI和智能体支付规则。

随着支付入口从银行卡扩展到二维码、钱包、即时支付等不同形态，身份、授权、规则和网络互操作等问题也随之增加。银联国际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如何扩大自身全球支付网络的覆盖，还包括如何与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支付网络协同。

银联国际仍是中国银联负责运营国际业务的子公司，这一定位没有改变。变化的是它所面对的市场，以及需要连接的对象。

从把银联网络铺向海外，到经营本地生态，再到连接不同支付网络，银联国际的全球业务正在从扩大覆盖进一步走向网络连接。UnionPay能够抵达多少国家仍然重要，能够连接多少不同的“网”、在这些网络之间承担什么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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