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和他走过的支付时代

2026年3月14日,陈亮在朋友圈记录了自己加入支付宝18周年的日子。

照片里有鲜花、蛋糕和赛车场。他说,自己很幸运在那个年纪做出这个人生选择,因此拥有了许多“神奇的人生际遇”。

最后,他给自己打气:“加个油,继续跑。”

陈亮的微信头像不是自己的照片,而是一幅无脸男的插画。蓝天白云间,身披黑色长袍的无脸男向前伸出双手,画面明亮而安静。

八个月后,11月13日,蚂蚁集团一封内部邮件宣布,这位花名“关胜”的资深副总裁,将于当月卸任首席市场官、公众与客户沟通部总裁,转任集团资深顾问。

2008年3月,陈亮从南方日报走进支付宝。两个月后,他以支付宝公关部经理的身份接受互联网周刊采访,说出了一句颇具意味的话。

“在我们看来,支付市场的真正竞争,还没有开始。”

那时,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尚未建立正式的牌照准入制度,移动支付也远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此后的18年,陈亮从记者变成企业新闻发言人,又成为蚂蚁集团负责品牌与公众沟通的高管。他亲历了支付市场的快速扩张、激烈竞争,也经历了这家企业的高光、争议与调整。

当年那句关于竞争的判断,最终成为他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

陈亮,和他走过的支付时代

一个记者走进支付宝

2002年,陈亮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南方日报,在那里工作了将近六年。

这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年代。

2003年,非典让电子商务不受线下接触限制的优势受到更多关注。那年10月,淘宝推出担保交易服务,试图解决陌生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信任问题,支付宝由此起步。

2004年12月,支付宝正式成立。

2008年3月,陈亮加入支付宝。

2019年,中国经济周刊曾记录陈亮对这段职业选择的回忆。

他谈到自己进入阿里巴巴,与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有关。入职第二天,他就被安排到了支付宝。

对于当年的选择,他有一句带着个人理想色彩的解释。

“那时我就相信,支付宝一定会改变些什么的。”

他还说,等到年老时回顾职业生涯,比起赚过多少钱,更希望能够讲述自己参与过一件帮助许多人的事情。

这番话发表于他进入支付宝十一年后,带着回望往事时的理解。

2008年9月,支付宝宣布注册用户突破1亿。

对于一家依托网络购物成长起来的支付企业,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规模。但用户数量的增长,并没有消除企业面对的各种问题。

2010年初,支付宝举行了一场后来被多次提起的公司年会。

那次年会没有按照惯常方式庆祝业务成绩,而是首先让员工听到了来自用户的投诉。

随后,马云严厉批评了支付宝的用户体验。

“烂,太烂,烂到极点。”

这句话出现在当年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的报道中。

多年后,陈亮在接受有关支付宝发展历程的采访时,仍然记得那场年会。他回忆,自己抵达会场后才得知马云等阿里巴巴高管将出席,也亲历了这场出乎不少员工意料的批评。

业务规模已经领先,用户体验却仍有明显不足。

这对正在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支付宝,是一次来自企业内部的警醒。

同一年,第三方支付行业又迎来一个重要节点。

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建立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市场准入制度。2011年5月,首批27家机构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支付宝名列其中。

然而,牌照到来的同时,一场围绕支付宝股权的争议也进入公众视野。

2009年6月和2010年8月,支付宝股权先后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境外主体转移至马云、谢世煌控制的境内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后来在上市文件中解释,当时外资支付机构的具体牌照申请规则尚未明确,管理层决定调整支付宝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按照境内支付机构的适用规则申请牌照。

但这项安排引发了雅虎等股东的异议。

围绕交易是否获得必要授权、是否妥善保障股东权益,以及是否遵守商业契约,各方出现了明显分歧。

身处其中的陈亮,已经不再是从外围观察企业争议的记者。

2011年5月19日,时代周报刊发《马云“夺宝” 博弈阿里控制权》。报道中,陈亮的身份是支付宝新闻发言人。

他向记者介绍了两次股权转移的时间及相关安排,并就支付牌照申请和股权变更引发的质疑作出回应。

曾经向企业提问的人,如今站到了回答媒体提问的另一侧。

这一次,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产品、市场和品牌,还有公司治理、监管制度与股东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

2011年7月,阿里巴巴、雅虎和软银等相关方达成框架协议,就支付宝后续商业合作及经济利益安排作出约定。

陈亮参与过这场争议的对外沟通,但股权重组本身属于企业管理层和相关股东的决策。

这段经历也呈现了支付企业与普通互联网产品之间的一项重要差异。

当业务关系到资金流转和金融服务时,外界衡量一家企业的标准,除了产品体验和用户规模,还包括监管合规、公司治理和商业信誉。

从2008年的公关经理,到2011年面对重大争议的新闻发言人,陈亮开始经历这个行业更为复杂的一面。

让支付宝有了自己的性格

陈亮的职业生涯中,还有另一类广为人知的工作。

与2011年需要向外界解释公司治理争议不同,这些工作面对的是每天使用支付宝的普通人。

2012年7月,支付宝在一次营销活动中犯了一个错误。

236名原本只中了5元代金券的用户,收到的短信却告诉他们,自己获得了一台iPad 2。

两种奖品相差数千元。用户陆续提出疑问,支付宝不得不考虑如何收场。

当时担任支付宝公关与客服总监的陈亮,直接参与了这次事件的处理。

据2012年9月环球企业家的采访,支付宝最初考虑向每名用户补偿500元现金。团队与10名用户沟通,其中6人接受、4人不接受。

陈亮告诉记者,只要有一名用户不认可,这个方案就不能继续采用。

经过讨论,支付宝最终决定按照错误短信兑现奖品。

7月30日,支付宝公开道歉,宣布向236名用户每人提供一台iPad 2。按照当时的市场最低零售价估算,这一安排涉及超过70万元的成本。

道歉信的开头没有使用惯常的企业公关措辞,而是直接承认,支付宝干了一件相当愚蠢的事。

据当年深圳商报报道,陈亮承认这篇官方微博道歉信由自己撰写。

面对外界怀疑支付宝借错误进行事件营销,他回应:

“有错在先,没什么好说的。”

这件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支付宝当时已经建立了跨部门的应急响应机制。

陈亮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介绍,内部ESU应急响应小组成立已有约三年,成员来自客服、公关、法务、合规、内控和技术等部门。

遇到紧急问题,相关人员可以直接协商,调查原因并提出处理方案。小组还设有专门的赔付资金安排,以便及时解决用户问题。

陈亮是这一机制的参与者之一。

道歉信可以写得幽默,也可以得到广泛传播,但真正让事情有了结果的,是公司最终决定承担错误带来的成本。

在处理用户问题之外,陈亮和团队也在尝试让支付宝的日常表达更加贴近普通人。

支付宝官方社交账号的人格化运营,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项实践。

过去,企业官方账号习惯于以机构身份发布消息,而支付宝开始尝试用更加日常、直接,有时甚至带着自嘲的方式与用户交流。

2015年,陈亮在虎嗅WOW新媒体营销大会上解释过这种思路。

在他看来,品牌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支付宝官方账号使用第一人称“我”来表达,让用户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不断发布通知的机构账号。

同一年,他还分享了支付宝十周年账单的营销思路。

其中有个问题非常直接。

“谁关心你几岁啊?”

2014年是支付宝成立十周年。

对于企业自身,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但陈亮和团队思考的是,企业成立十年这件事,与普通用户究竟有什么关系?

如果只是举行一场庆祝活动,或者反复展示企业取得的成绩,用户未必会产生多少共鸣。

支付宝最终选择从用户自己的十年入手。

十周年账单重新整理了用户过往的支付记录,让原本用于交易结算的数据,成为回顾个人生活的一种方式。

过去购买过的商品、缴纳过的费用、使用过的服务,都可能在账单中留下痕迹。

对于支付系统,这是交易记录;对于用户,它们也可能连接着人生某个阶段的记忆。

陈亮在那次分享中谈到,账单承载着用户过去十年发生的故事。企业的十周年,只有与用户自己的经历建立联系,才可能真正引起共鸣。

从2012年面对中奖短信错误,到2014年通过十周年账单唤起用户记忆,再到官方账号的人格化表达,陈亮的工作始终与如何理解用户、回应用户有关。

这些项目和机制都是支付宝不同团队共同完成的工作。

而从陈亮的公开表达和实际参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品牌的一种理解:企业如何说话,与企业如何做事,不能彼此脱节。

支付宝尝试让自己拥有更加鲜明的性格,也努力让一款支付工具与用户建立超出单次交易的联系。

不过,支付行业的竞争很快证明,拥有鲜明的品牌形象,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所有产品和场景中占据优势。

春晚那场仗

在支付宝众多品牌项目中,春节集五福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公众记忆。

但对陈亮来说,春节红包的故事,并不是从集五福开始的。

2014年,微信红包快速传播。

此前已经在网络支付领域积累大量用户的支付宝,遇到了一个具有不同产品基础的竞争对手。

微信将红包放进熟人社交关系之中。

一个红包可以发到群里,由多人参与领取。付款和收款之外,抢红包本身成为一种春节社交活动。

支付宝当时也推出了红包产品。

但最初的市场反响,与微信红包形成明显差距。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陈亮公开回顾职业生涯时谈及的一次遗憾。

2018年,《深入探访支付宝双11十年路,技术凿穿焦虑与想象极限》一文记录了他对当年红包产品讨论的回忆。

陈亮曾在广东工作,了解当地新年讨红包的习俗,因此参与讨论时提出过“讨红包”的想法。

最终,支付宝早期红包采用的产品形式,与微信借助群聊实现多人互动的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微信红包迅速获得广泛关注。

多年后回忆这一经历,陈亮坦言,自己曾为当时的判断感到懊悔,甚至责怪自己技不如人。

报道还记录了他面对竞争结果时的焦虑,以及后来逐渐调整自身状态的过程。

这些个人感受,与他在品牌演讲中展现的自信形成了人物经历中真实而复杂的另一面。

事实上,两个产品之间的差异,也远不止一个红包创意。

支付宝成长于网络购物交易场景,早期产品更多围绕买卖双方的支付关系展开。

微信则拥有熟人社交网络,能够把红包直接放进已经存在的群聊关系之中。

即使提出相似的创意,不同产品的账户体系、交互方式和技术架构,也会影响最终的用户体验。

陈亮在2016年接受无界新闻采访时,同样谈到了支付宝早期红包产品架构限制对红包玩法的影响。

这也说明,支付市场竞争远比一次品牌传播活动复杂。

品牌可以帮助用户认识产品,营销活动可以吸引用户参与,但产品能力、技术架构和使用场景,最终仍然决定用户能够获得怎样的体验。

2014年的红包竞争之后,支付宝开始寻找新的春节互动机会。

2015年,支付宝参与争取2016年央视春晚独家互动平台合作。

陈亮是这一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也直接参与了竞标。

2016年2月,无界新闻发表调查报道《消失的“敬业福”:揭秘支付宝春晚红包的台前幕后》,记录了当年竞标的相关过程。

按照这份同期调查,陈亮在竞标前与时任蚂蚁金服CEO彭蕾沟通确定最终报价,并代表支付宝团队参与竞标。

最终,支付宝赢得了2016年央视春晚独家互动平台合作。

对于当时的支付宝而言,春晚是一个能够集中接触大量用户、推动春节互动的重要机会。

此前,微信红包已经证明,春节不仅有消费和转账需求,也有大量基于亲友关系的互动需求。

支付宝希望借助新的活动形式,让更多用户参与其中。

2016年春节,集五福迅速引发关注。

用户需要收集五种福卡,集齐后分享活动奖金。

但很快,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成为讨论焦点。

敬业福格外难得。

根据无界新闻当年的调查,最终约79万人集齐五张福卡,获得奖金;而大量未能集齐的用户,则对活动规则和福卡分配提出质疑。

集五福获得了广泛传播,也承受了来自用户的批评。

在那篇调查中,陈亮回应了敬业福的设计问题。

他谈到,团队曾考虑过更容易集齐福卡的方案,但如果参与人数过多,最终每个人获得的奖金可能较少,用户同样可能失望。

这是当时项目团队对活动设计的解释。

集五福的传播声量与用户体验之间,由此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张力。活动参与者越多,规则设计所带来的影响也越容易被放大。

对陈亮这样的品牌负责人而言,春节红包竞争早已超出传统广告宣传的范围。

2008年,他曾说支付市场的真正竞争还没有开始。

到了2016年,这场竞争已经走进亿万人的手机屏幕,成为春节里一场广泛参与的互动。

陈亮亲身经历了其中的一段,也留下了多年后仍会提起的遗憾。

热闹之后

春节红包的热闹逐渐成为过去,而陈亮的工作中,关于信任的话题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

2019年5月20日,支付宝举行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活动。陈亮在现场宣布成立支付宝公益基金会,并谈到支付宝从担保交易到信用服务,不断探索建立信任机制的过程。

在当天的发言中,他谈到了蚂蚁森林等公益实践,也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期待。

他希望世界越来越好,相信社会将更加充满信任。

那时,陈亮谈论的更多是技术、公益以及支付服务能够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一年多后,蚂蚁集团迎来了一次重大变化。

2020年11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暂缓蚂蚁集团科创板上市。

这项备受关注的上市计划发生重大变化,随后蚂蚁集团进入持续整改和业务调整阶段。

2023年7月,金融管理部门针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过往年度在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支付结算、反洗钱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处以罚款(含没收违法所得)71.23亿元。

对于长期负责品牌和公众沟通工作的陈亮来说,这一阶段的工作环境,与此前的品牌营销和移动支付竞争已有明显不同。

2011年的股权争议涉及公司治理与股东权益,2020年以后的监管整改则涉及合规经营、消费者保护和风险治理。随着企业业务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扩大,公众沟通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品牌可以帮助一家企业与公众建立联系,但企业的产品能力、治理结构和合规水平,同样决定着外界如何评价它。

这些经历构成了陈亮18年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

而在长期参与企业公众沟通工作的同时,他也开始更多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以及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理解。

2025年3月14日,陈亮加入蚂蚁集团整整17年。

那一天,他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我对世界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文章开头,他没有回顾自己的职位,也没有细数过去参与过多少品牌项目,而是记录了几件日常小事。

戒烟多少天,学习英语多少天,重新开始锻炼多少天。

一个在大型互联网企业工作17年的高管,用这些普通的数字,记录着自己的坚持。

而文章中更值得回味的,是他对个人成就与时代关系的思考。

陈亮写道,自己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人们很容易误以为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个人本事,却忽略了其中的“时代的红利”。

他偶尔也会怀念过去,但开始提醒自己少看过去,多看未来。

对于未来,他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明天不一定更好。”

接着,他把人生比作一张不能浪费的单程票。

过去的陈亮,经常需要向外界讲述一家企业正在创造什么、改变什么。而在这篇写于入职17周年的文章中,他更多谈论的是自己如何看待过去,又怎样面对未来。

他把个人经历放回那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之中,也重新思考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2026年1月,在《沈帅波和他的朋友们》第四季访谈中,陈亮回顾了蚂蚁集团2020年以后经历的变化。

他认为,当时企业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与社会、外界之间的信任关系出现了问题。

按照他的回顾,企业此后进行了内部反思,并尝试通过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和新的业务发展重新建立外界认同。

谈到品牌和公众沟通,陈亮提出,这项工作需要懂人性、知人心、有同理心。

他把品牌与人的相处作比较,认为企业应该多做事、少标榜,不要成为一个总是向别人说教、反复强调自身成绩的朋友。

这与他2015年提出的“品牌就是一个人”,有着特别的呼应。

当年,他关注如何让一款支付工具拥有更加鲜明的性格。多年之后,他又从人与人相处的角度,谈到企业应该怎样面对公众。

在这次访谈中,主持人还问了一个与他职业经历直接相关的问题。

在一家公司工作18年,是否也曾感到厌倦、想过放弃?

陈亮坦言,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

但他认为,自己始终喜欢市场和品牌工作,喜欢与用户打交道。公司业务不断变化,也让他有机会持续接触新的事物。

2026年11月13日,陈亮卸任管理岗位的消息传来。

蚂蚁集团的内部邮件回顾了2020年以后公司面对品牌危机、逐步重建社会信任与内部信心的经历,并肯定了陈亮在这一过程中的工作。

而陈亮在朋友圈里,没有列举自己参与过多少项目,也没有回顾职位和成绩。

他引用艾青的诗句,感谢那些帮助过、包容过自己的人。

他在朋友圈写道:“要不然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么美好的阳光。”

对于未来,他写道,仍然会竭尽所能,在别处继续为世界带来更多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一个时代的参与者,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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